關於這本書
書名：歷史的巨鏡：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
作者：金觀濤
出版日期：2023/04/20
誰適合閱讀這本書？
適合對歷史、社會學、政治學和哲學等領域有興趣，想要了解現代社會的起源及演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全球化帶來的處境等問題，以及對於探索人類存在的意義和方向有興趣的讀者。此外，對於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專業人員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畫個小重點
本書主要介紹現代社會的起源及演變，從古羅馬到現代社會，探討了西方社會為何最早起源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為何首先在西歐確立、社會組織的秘密、影響資本主義確立過程的三種因素、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及從馬克思到韋伯的發展等問題。
本書以系統論史觀點全面闡述現代社會，認識全球化帶來的處境，追溯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探索現代社會思想的起源，透過這些探究，讓人對於人類存在的意義和方向有更深的認識，並尋找到現代社會的起源和進程的邏輯原點。
精選段落摘要
從馬克思到韋伯
現代社會的本質，用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來區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是不準確的。例如，古羅馬是一個商業帝國，但不是現代社會；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前實行奴隸制度，但卻是現代社會。而民主制度和生產力的發達程度也不能準確地界定現代社會。技術進步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無法將蒸汽機的出現視為現代性的標誌，即使在銀行、會計學、金融制度等方面也無法找到現代與傳統的劃界，因此，要理解現代社會為何起源於西方，需要深入探究西方的文化和歷史發展，才能有更清晰的認識。
現代社會的本質在於市場經濟和科技運用的無限擴展，這是傳統社會所缺乏的。市場經濟和科技運用雖然古已有之，但人類在傳統社會中生活了幾千年，都沒有發生科學技術無限制地運用和市場經濟不斷擴展導致超增長的情況；現代社會完成了價值系統的轉化，科技的無限運用以及市場機制無限擴張，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正當性和制度保障。
但是，現代社會的本質也需要從人的價值系統和社會制度及其正當性根據來理解，因為人的任何行動都是在某種價值觀支配下發生的，並受到道德和正當性框架限定。因此，理解現代性的本質需要回到人的價值系統、特別是社會制度及其正當性根據上來，而要理解現代性的本質，需要從擴大的馬克斯典範轉向廣義的韋伯典範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
現代性的兩大要素：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
現代性與傳統性的區別在於文化價值系統。現代性的兩大價值是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觀念，工具理性指的是終極關懷與理性的二元分裂，其中終極關懷是指對於人生終極目的和意義的關懷，而理性則是指理性思考和精確計算的手段和過程。
工具理性的出現使得理性可以穩定地成為科學、技術、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基礎，不會對信仰和道德造成顛覆，但在古希臘羅馬社會中，信仰和理性是相互關聯並不呈二元分裂狀態，導致理性化進程受到限制－蘇格拉底之死是對理性化進程的限制的具象化，因此現代社會與古希臘羅馬社會存在文化價值系統上的巨大差異。
工具理性的特點包括幾何式的思維方式和理性化的行動，包括個人行動和群體組織的行動。群體組織行動理性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歐洲現代軍隊的興起，其以工具理性為基礎，將軍隊改造為不依賴個人的最有效達到目標之機器。工具理性的形成使得理性可以相當穩定地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而不會對信仰和道德造成顛覆，成為現代化的理性化之基礎。
個人權利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價值之一，是現代社會制度正當性的最終根據。個人權利是指具有理性的個人在法律限定下去做想做的事情，並具有道德含義；由於每個人追求的價值可能不同，故現代社會主張價值多元，但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必須區別價值與事實，強調法制和法治。
市場經濟作為現代社會主流經濟形態，其正當性只能從個人權利導出，而為避免自主的個人發生衝突，每個人交出部分的權利形成公共權力，以管理公共事務。由於公共權力來自每個個人之委託，故人民在不滿意時有權更換這種委託，形成民主政治的根據。
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這兩個現代性的核心價值如何互相結合形成了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即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認為所有社會組織都是個人之間契約的產物，而個人權利作為正當性最終根據，意味著任何一種制度的建立必須基於每個人（至少是多數人）的同意之上。
現代社會組織的最基本單元是個人，組織機制是契約，而傳統社會則是有機體，為認同某種共同價值的社群，文化和血緣等天然有機的聯繫比契約在社群結合上起著更大的作用。現代社會組織藍圖把家庭、社會、國家以至全人類組織都看作契約共同體，這造成了市場經濟無限擴張的可能性，但僅有現代價值系統是不夠的，還需要現代認同作為民族國家基礎。
關於作者
金觀濤
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他對歷史哲學、現代化理論、科學哲學和中國思想史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創新的論述。他的研究領域橫跨科學和哲學，並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他曾擔任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走向未來》叢書和雜誌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講座教授，現在擔任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他的代表作品包括《系統的哲學》、《興盛與危機》（與劉青峰合著）、《開放中的變遷》（與劉青峰合著）、《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與劉青峰合著）和《觀念史研究》（與劉青峰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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